用的是上帝的视角,就好像上帝俯视着我们芸芸众生一样,“我”在整个画面之上,始终静静地俯视着画中的世界。
“我”的怜悯和爱恨,因此在画面中无所不在,虽然不著痕迹,但却把控着一切,主宰着一切,整个的画中世界,都是从“我”出发,最后回到了“我”。
这样创作出来的一幅画,观众在看的时候,自然而然地也就跟着进入了“我”的世界,变成了“我”。
而在中国画里,讲究的是散点透视,也就是多中心,以事件或者世界本身为中心,“我”的视角在画面中消失了。
中国画的长轴或者手卷,本身就让你无法一眼看尽,又怎么能够从“我”的眼睛出发,去看整个画面,世界在这种方法论面前,只能尽可能地还原为世界本来的样子,而不是“我”眼中的样子。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集市这头的人和那头的人是一样大的,这在达芬奇看来,大概会抓狂,是不可想象的事情,是不客观和科学的,人只能要么从这头看过去,要么从那头看过来,怎么可以两头看,中间看,无数的头看。
把世界还原成世界原来的样子,世界就无法尽收眼底了,所以在中国的山水画里,人永远都是小小的一粒,都是很渺小的,面对世界,不是呆滞,就是随意的姿势,人是无意于去征服大自然的。
这和柯罗或毕沙罗的世界大不相同,他们的世界,都是被他们改造过的,不再是世界原来的样子。
这在中国的音乐里也一样,中国的乐曲,大多是描摹式的,模拟的,所谓意境,就是晃晃悠悠把你带到那个世界,让你自己去看去感受,而不是和你说什么,让你接受。
想了那么远,再想回来,张晨觉得如果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说,自己是很不合格的,如果是一个合格的商人,那就是以利益为导向,以盈利为唯一的尺度,用这个尺度去衡量自己做的每一件事,这才能够发现真正的商机。
张晨觉得自己现在就发现了真正的商机,他是在听二货不停地说着,一笔笔地给他算着账的时候才发现的。
他觉得大家一直在说什么稀缺资源,这也稀奇那也稀缺,没有人想过,这物流基地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。
可能是它们太不起眼了,连地方政府一向的招商引资,都不乐意招一个物流基地进来,物流基地单位土地的投资密度太小,他们这个属于意外,当时的主要目的,是要他们腾出那个教堂。
二货说的没错,每一座城市,都必须有这么一个甚至数个物流基地,城市越发展,对物流基地的依赖就越重,以前杭城是晚上十点以后,大货车可以进城,现在是一天二十四小时,什么时候大货车都不能进城。
大货车不能进城,城里每天要消耗的物资怎么办?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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