志在他之上――官僚们都需要顺从他的喜好，而且作为对皇帝忠诚的表现，或者一种安慰，或者仅仅只是刻意讨好，满清的官员不得不讨厌这三个家伙。

　　最起码，那些整天在皇帝眼前活动的大臣必须表现出他们的厌恶。

　　而且绝大多数厌恶集中在易水身上。尽管他是美国军官，但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做“国籍”的满清大臣眼里他仅仅只是假洋鬼子而非真洋鬼子，在皇帝面前痛斥他不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障碍。

　　“助纣为虐的汉奸二鬼子”，他们如此称呼他。当然，易水从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这样一个称号，当然他现在还完全不知道，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；然而这仅仅只是全部问题中的一部分，而且不是最严重的那部分。

　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“帝党”成员、监察御使杨深秀的奏章，被许多大臣认为是无稽之谈的《时事艰危、谨贡刍议折》――“时势危迫，不革旧无以图新，不变法无以图存”，如果一个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僚还不能看出这是什么意思，他们也就没有资格继续留在现在的受人羡慕的位置上了。

　　监察御使大人要求皇帝陛下变法维新！

　　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如果使用一种西方式的语调发表评论，杨深秀的奏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在《时事艰危、谨贡刍议折》之后，越来越多类似的奏章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桌上，就好像官员们在这一刻都想通了，发现国家已到了必须变法的最后时刻；接着，曾经发起“公车上书”、组建了强学会的康有为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，“保国会”，开始不断上书皇帝和朝廷，支持杨深秀和诸位主张变法的大人，要求皇帝立即下旨维新……

　　如果他们想把某些人气得中风，显然，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。

　　变法！维新！这简直就是发了疯了！极端保守的那些大臣当然被这种荒谬的、毫无道理的建议气得浑身哆嗦，少数已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的官员也表示绝不赞同――但是，也有人支持杨深秀和康有为的主张，毕竟倾向变法的大臣并不是少数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决心振兴国家而且刚受了一点刺激的皇帝喜欢它――事实上，如果没有保守派大臣全力阻止，在广州的事情发生后皇帝就已经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了。

　　但是现在，保守派的大臣们知道自己已不能再阻止这种事情，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必须支持它：既然皇帝已表明态度，对于那些既保守但又属于“帝党”的大臣来说，他们就不得不在痛苦之中做出一个选择，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皇帝，或者违背自己的政治意愿站在皇帝的对立面，成为“帝党”的叛徒。

　　当然，虽然痛苦，但他们知道应该怎么选择。

　　绝大多数大臣的最终选择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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